“十四五”时期我国鸡肉产品贸易格局演变、形成逻辑及发展对策

2026-11-17
来源:

郭舒辰1,2,王 潇1 ,高 翔3 ,辛翔飞1*,朱增勇2*

(1.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3.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十四五”时期,我国鸡肉产品贸易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由历史最大规模进口和净进口,转向历史最大规模出口和净出口,净贸易方向呈现明显趋势性逆转。本文从贸易规模、产品结构、市场结构和全球地位4个维度分析我国鸡肉产品贸易的演变特征,并探讨其形成逻辑、现实约束及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出口快速增长与进口显著回落共同推动贸易差额由负转正,出口产品结构明显调整,出口市场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全球份额和贸易排名明显提升;贸易格局转变是重大动物疫病冲击、国内外鸡肉产品消费偏好与相对价格差异、全产业链供给与履约能力提升以及全球鸡肉需求扩张和市场份额重组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本文就应对进口来源集中、新兴市场渠道基础不稳、技术性贸易规则升级、动物疫病冲击以及饲料资源保障压力和成本约束等挑战,提出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ABSTRACT
Part 01

“十四五”时期我国鸡肉产品进出口贸易格局演变特征

(一)进出口规模反向变动,贸易格局由净进口转向净出口

“十四五”时期,我国鸡肉产品进口与出口规模反向变动,贸易总量(进口量与出口量合计)总体高位回落,从历史最大规模进口和净进口,转向历史最大规模出口和净出口,净贸易方向呈现明显的趋势性转变。2025年,我国鸡肉产品贸易总量175.89万 t,较2020年的192.30万 t下降8.54%。其中,出口量由2020年的38.80万 t增至2025年的108.48万 t,增加69.68万 t,增长179.59%(图1);出口额由2020年的13.53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25.88亿美元,增加12.35亿美元,增长91.30%。进口量则由153.50万 t降至67.40万 t,减少86.10万 t,下降56.09%;进口额由2020年的34.63亿美元降至2025年的20.56亿美元,减少14.07亿美元,下降40.63%。在出口扩张和进口收缩的共同作用下,我国鸡肉产品由2020年净进口114.70万 t转为2025年净出口41.08万 t,贸易差额由2020年逆差21.10亿美元转为顺差5.32亿美元。


从变化过程来看,出口和进口均呈现前期相对平缓、后期调整加快的阶段性特征。出口方面,2020—2023年出口量稳步增长,年均增速为12.61%;2023—2025年增速显著加快,年均增速升至39.92%。进口方面,受非洲猪瘟冲击后猪肉供给阶段性收紧、鸡肉替代需求上升等因素影响,2020年鸡肉产品进口量升至153.50万 t的阶段性高点;随着生猪产能恢复、鸡肉对猪肉的替代效应减弱,加之国内鸡肉供应持续增加,同时主要进口来源国受禽流感影响出口受阻,进口规模持续回落,其中2020—2023年年均下降5.34%,2023—2025年年均降幅扩大至28.04%。进出口变动节奏在“十四五”后期同步加快,推动进出口数量差额持续收窄,并于2025年实现净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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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图1 2016—2025年中国鸡肉产品贸易量

(二)进出口产品结构互补,进口以爪翼类特定部位为主,出口增量主要来自生鲜冷冻品

我国鸡肉产品进出口一直具有较为稳定的结构互补关系。长期以来,进口以生鲜冷冻品为主,且主要集中于冻鸡爪、冻鸡翼等产品;出口则由生鲜冷冻品与熟制加工品共同构成。“十四五”时期,这一互补格局总体延续,但进口品类内部的集中程度和出口增长的产品重心均发生明显变化。


从进口来看,生鲜冷冻品仍占主体,但进口需求则进一步向鸡爪、鸡翼集中。2020年,生鲜冷冻品占鸡肉产品进口总量的99%以上,其中冻鸡爪和冻鸡翼分别占34.40%和26.70%,合计占61.10%。2025年,生鲜冷冻品占比降至88.34%,熟制加工品进口占比提升至11.66%,但冻鸡爪和冻鸡翼占比分别提升至43.65%和28.82%,二者合计达到72.47%,较2020年提高11.3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进口产品的大类结构有所调整,但核心需求更集中于爪翼类国内偏好较强的特定部位,进口的结构性调剂属性增强。


从出口来看,生鲜冷冻品和熟制加工品出口规模均实现增长,但生鲜冷冻品贡献了主要增量,出口增长重心由熟制加工品转向生鲜冷冻品。2020—2025年,生鲜冷冻品出口由16.13万t增至67.48万t,增加51.36万t,占出口总增量的73.70%;熟制加工品出口由22.68万t增至41.00万t,增加18.33万t,占总增量的26.30%(图2)。由此,生鲜冷冻品占出口总量的比重由41.56%升至62.21%,熟制加工品占比由58.44%降至37.79%。其中,以鸡胸肉为代表的生鲜冷冻品成为出口扩张的重要增量来源,熟制加工品则继续依托成熟的加工能力和相对稳定的市场渠道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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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图2 2016—2025年中国鸡肉产品出口数量及结构

(三)进口来源高度集中且份额重组,出口市场覆盖扩大并趋于多元化

我国鸡肉产品进口来源与出口目的地呈现明显的非对称特征:进口长期集中于少数主要供应国,出口市场则不断拓展并趋于分散。“十四五”时期,进口来源高度集中的总体格局延续,但主要供应国之间的市场份额发生明显重组;出口目的地数量持续增加,市场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出口市场结构趋于多元。


从进口市场看,进口来源仍高度集中,但主要供应国进口量占比变化较为明显(图3)。巴西长期稳居我国第一大鸡肉产品进口来源国,其进口量占比由2020年的44.76%持续升至2024年的57.17%,2025年受本土禽流感疫情影响,回落至43.22%,仍稳居首位。同期,俄罗斯受益于对华禽肉准入后供货渠道和出口产能逐步释放,并承接了部分因巴西、美国供应收缩而形成的替代需求,其进口量占比由9.46%提升至21.35%,居第2位;泰国凭借较为稳定的对华供货基础和成熟的鸡肉加工出口体系,进口份额虽有阶段性波动,但总体由7.93%上升至14.75%;美国受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暴发、国际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进口量占比由26.83%下降至14.42%。2025年我国鸡肉产品进口来源国家(地区)共13个,巴西、俄罗斯、泰国和美国合计占进口总量的93.73%,较2020年提高4.7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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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图3 2020—2025年中国鸡肉产品进口来源占比(按贸易数量计)

与进口来源高度集中不同,我国鸡肉产品出口市场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市场集中度明显下降。2025年,我国鸡肉产品出口目的地已达120个国家(地区),较2020年的57个国家(地区)增加63个,增幅高达110.53%;出口市场已经覆盖东亚、东南亚、中亚、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多个区域,主要目的地包括日本、中国香港、俄罗斯、柬埔寨、吉尔吉斯斯坦、英国、朝鲜、荷兰、马来西亚和蒙古等(图4)。从出口市场结构来看,2020—2025年,日本、中国香港和俄罗斯三大市场合计占比由78.37%降至46.84%,下降31.53个百分点。其中,日本和中国香港占比分别降至18.57%和17.70%,俄罗斯占比增长至10.57%,其他国家(地区)合计占比升至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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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图4  2020—2025年中国鸡肉产品出口市场占比(按贸易数量计)

(四)全球市场份额显著提升,进入主要出口大国行列

从全球鸡肉产品贸易格局看,“十四五”时期全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主要出口主体之间的市场份额持续调整;同期,我国出口规模快速扩大,全球出口份额和贸易排名同步提升,成为全球鸡肉产品贸易中增长较快的新兴出口主体。我国长期积累的生产规模和产业链基础开始更多地通过出口得到体现,鸡肉生产大国的规模优势逐步向国际市场供给能力转化。


“十四五”时期我国鸡肉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增长幅度领跑全球,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全球鸡肉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根据USDA 统计数据,2025年我国鸡肉产品出口量占全球出口量比重达到7.59%,较2020年的2.97%提高了4.62个百分点,是全球主要出口主体中份额提升最快的国家,在全球排名中居第5位,仅次于巴西、美国、欧盟和泰国。2020—2025年我国出口量增长1倍以上,而同期全球出口增幅仅为7.55%,我国出口增速显著高于全球整体水平。由此也说明,我国在全球份额的提升不仅来自全球需求扩张,更主要归因于我国鸡胸肉等生鲜冷冻品价格优势凸显、鸡肉产品出口能力增强、市场开拓成效显现以及全球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


总体来看,经过“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鸡肉产品贸易中的新兴出口力量,全球出口份额明显提高并位居前5位,对部分区域市场的补充供给能力有所增强。虽然与巴西、美国等传统出口大国相比,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影响力仍处于形成和积累阶段,尚不具备主导国际鸡肉价格或重塑全球贸易流向的能力,但我国在全球鸡肉贸易中的角色,正由生产规模优势突出但贸易参与相对有限的生产大国,逐步转向兼具生产规模优势和一定国际市场参与能力的主要出口大国。

Part 02

我国鸡肉产品贸易格局转变的形成逻辑

(一)重大动物疫病通过国内供需和国际供应链影响贸易条件

“十四五”时期我国鸡肉产品贸易格局的转变,与非洲猪瘟和高致病性禽流感2类重大动物疫病的先后冲击密切相关。二者分别通过影响国内供需调整和国际贸易流向重组2个渠道,形成了“进口阶段性增长-进口高位回落-出口空间拓展”的阶段性影响,并在“十四五”后期加快了我国鸡肉产品贸易格局调整。

非洲猪瘟主要通过影响国内肉类供需关系,传导至鸡肉进口需求。2018年8月非洲猪瘟在我国发生后,猪肉供给阶段性趋紧;鸡肉作为第二大动物蛋白来源,替代性需求大幅增长,拉动2019—2020年进口快速上升,2020年达到历史峰值153.50万 t。随着生猪产能恢复和替代需求减弱,鸡肉产品进口自2021年起进入恢复性回调通道。与此同时,非洲猪瘟冲击后肉鸡产业加速扩产,新增产能在此后数年持续释放,国内市场渐趋阶段性供给宽松,拓展国际市场成为消化富余产能的重要途径。


高致病性禽流感主要通过影响国际鸡肉产品供应链和贸易流向,进而传导至我国鸡肉产品贸易。2020年以来,新一轮高致病性禽流感在多国频发,对主要鸡肉出口国的生产稳定性和市场准入构成持续压力。国际禽流感对我国鸡肉产品贸易构成双向影响:一方面,部分来源国的进口供给受到压缩;另一方面,全球供应链扰动为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契机。巴西作为全球第一大鸡肉出口国及我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其2025年5月暴发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全球20余个国家(地区)相继出台防疫类临时进口管控措施,6月巴西鸡肉出口量同比大幅减少22.85%;6月巴西完成无疫状态自我声明后,相关市场准入仍经历分批恢复,我国对巴西禽肉的进口暂停直至11月解除,下半年鸡肉出口量同比下降4.57%,同期我国自巴西进口鸡肉到港数量为0。巴西鸡肉出口的阶段性受阻,使得全球鸡肉供应链格局出现调整,为我国鸡胸肉、冻鸡块等进入新兴市场提供了阶段性市场窗口。

(二)消费偏好与相对价值差异形成结构传导机制

进出口产品结构互补是解释我国鸡肉产品进口下降与出口增长并存的重要机制。我国鸡肉产品贸易并非简单的进口替代或出口扩张,而是不同部位、不同产品形态和不同市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配置。国内消费者对鸡爪、鸡翼等部位偏好明显,进口主要补充特定品类供给;国际市场对鸡胸肉等低脂、高蛋白、标准化程度较高的生鲜冷冻品和熟制加工品需求较大,出口则更多利用我国标准化分割、加工制造和规模化供应能力。


同一只鸡的不同部位在不同市场中的相对价值排序不同,由此形成清晰的跨市场流动逻辑。鸡爪、鸡翼在国内消费需求较强、价值较高,但在部分国际市场中需求相对有限;作为新兴出口增长产品的鸡胸肉在欧美等市场具有较稳定需求,在国内则属于相对常规的大宗分割品;作为传统强势出口产品的熟制加工品则在日本、中国港澳及部分欧洲市场具有较成熟的市场基础。消费偏好不同和需求强度差异为“进口爪翼、出口生鲜冷冻品和熟制加工品”的贸易结构提供了可能的价值匹配基础,进口可满足国内高偏好部位的消费需求,出口则可将国内常规分割部位转化为国际市场收入,提高整鸡分割后的综合利用价值。


产品结构互补使我国鸡肉产品贸易在进口与出口2个方向上形成相对独立、并行不悖的流动格局。一方面,即使国内鸡肉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冻鸡爪、冻鸡翼等仍将保留一定的进口需求,其对应的是特定部位的消费偏好和供需结构,而非鸡肉总量短缺。另一方面,以鸡胸肉为代表的分割产品作为新增优势品类,出口规模持续走高,反映出国内核心产业配套能力全面增强,成为我国开拓全球鸡肉贸易市场、提升国际份额的核心抓手;而熟制加工品作为传统优势品类,凭借成熟的产业基础和稳定的品质口碑,为出口规模稳定增长提供坚实保障,二者协同发力推动我国鸡肉产品出口竞争力全面提升。结构互补降低了进出口之间的同质竞争。

(三)种源自主突破与全产业链竞争力提升,夯实出口供给基础

我国鸡肉产品出口增长是外部市场机遇叠加国内种源安全、产业组织化、加工标准化与供应连续性等系统能力全面提升的综合体现。白羽肉鸡是全球规模化肉鸡生产的主要品种,也是我国鸡肉产品规模化供给和出口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我国白羽肉鸡种源高度依赖进口,易受动物疫病、贸易限制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种源自主突破是保障产业平稳运行、提升出口供给能力的关键支撑。


“十四五”时期,我国白羽肉鸡种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2021年12月,“圣泽901”“广明2号”“沃德188”3个自主培育白羽肉鸡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结束了种源长期完全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此后,受全球多地高致病性禽流感、国际航运不畅和国外种源输出地封关等因素影响,我国白羽肉鸡引种持续受阻,自主培育品种扩大种源供应规模,有效缓解了引种受阻对国内肉鸡生产的冲击。2025年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达到31%,已成为国内白羽肉鸡种源供给的重要稳定力量。


白羽肉鸡种源自主突破与产业链能力提升相辅相成,共同增强了我国鸡肉产品的出口供给韧性。第一,稳定的种源供应降低了外部冲击向生产端传导的风险,为出口订单履约提供源头保障。第二,肉鸡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和一体化水平持续提高,屠宰分割、熟制加工、冷链物流和质量控制能力不断增强,使企业能够满足不同国际市场对产品规格、安全标准、认证标准和交付稳定性的多方面要求。第三,自主育种突破的影响已超越种源本身,其为提高产业自主可控水平、增强出口供给稳定性以及开展更深层次的国际产业合作创造了条件,进而反哺鸡肉产品的全球市场影响力。

(四)全球鸡肉产品消费需求扩张与市场份额重组提供外部承接空间

消费需求增长是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鸡肉具有价格相对较低、宗教消费限制较少等特点,在全球肉类消费结构中具有较强韧性。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复苏不均衡、消费者更加重视性价比的背景下,鸡肉作为优质动物蛋白的市场需求仍保持增长态势,为我国鸡肉产品出口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承接空间。


从全球贸易规模看,“十四五”时期全球鸡肉产品贸易总体保持扩张。根据USDA统计数据,2020—2025年全球鸡肉出口量和进口量年均增速分别为1.81%和1.39%,增速较上一个五年有所放缓,但绝对增量仍均超过75万 t,为我国鸡肉产品出口增长提供了有效的外部承接空间。我国鸡肉产品出口快速增长,正是在全球需求持续扩张和贸易格局深度调整的双重背景下实现的。


从市场结构看,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共同构成我国鸡肉出口的需求支撑体系。日本、中国香港等传统市场,以及英国、荷兰等部分欧洲市场对熟制加工品保持稳定需求,奠定了我国鸡肉产品出口的基础盘;俄罗斯、东南亚、中东、中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受人口增长、城市化推进、餐饮业发展、本地供给不足和食品进口依赖等因素影响,对高性价比动物蛋白的进口需求不断扩大,吸收了更多生鲜冷冻品的出口增量。总体而言,传统市场的稳定需求保障了出口基础规模,新兴市场的增量需求拓展了出口边界,高标准市场对熟制加工品的需求则为出口结构的升级提供了可能。

Part 03

我国鸡肉产品贸易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约束和风险挑战

(一)进出口结构与市场布局仍需优化,贸易韧性有待增强

进出口结构和市场布局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十四五”时期我国鸡肉产品贸易格局转变能否转化为长期稳定的国际竞争优势。从风险分散和竞争力巩固的要求看,当前我国鸡肉产品进出口结构和市场布局仍存在一定不平衡,贸易韧性仍需进一步增强。


从进口端看,进口品类仍集中于冻鸡爪、冻鸡翼等国内消费偏好较强的部位产品。受产品准入、稳定供货能力和既有贸易渠道等因素影响,相关部位产品的进口来源长期集中于少数国家。这一格局在正常年份有利于形成稳定供应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但在主要供应国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贸易政策调整、检验检疫准入变化或国际物流受阻时,供应链脆弱性将迅速显现。2025年巴西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后,我国自巴西鸡肉产品进口明显下降,表明主要进口来源国风险可能迅速传导至国内进口规模、品类结构和市场价格。


从出口端看,当前部分新兴市场的开拓仍处于规模扩张阶段,渠道稳定性、客户黏性、品牌认知度和本地化服务能力尚未形成有效支撑,同时对欧盟和北美等高标准市场的直接准入及规模化出口仍较为有限,限制了出口产品的价值增值。同时,近年来出口增长较快的鸡胸肉、冻鸡块等生鲜冷冻品,更多体现为标准化分割、规模化供应和价格竞争力方面的优势,生鲜冷冻品的平均加工深度和产品差异化程度相对较低。此外,随着出口规模扩大和市场覆盖加快延伸,贸易配套能力与国际化经营要求之间的适配压力逐步显现,跨境冷链、境外仓储、专业贸易服务以及结算和风险管理等环节的协同水平直接影响出口履约成本、客户维护和长期经营稳定性。

(二)技术性贸易措施日趋严格,规则适配与合规能力面临更高要求

规则适配能力已成为决定鸡肉产品能否进入高标准市场、维持出口稳定性的关键门槛。随着我国鸡肉产品出口规模扩大,国际竞争不再局限于价格、成本和供给能力,已同步延展至质量安全体系、动物卫生治理能力、标准规则适配水平和国际认证资质的综合较量。


生鲜冷冻品占比提升,使出口面临的风险敞口发生结构性转移。生鲜冷冻品准入则高度依赖出口国无疫状态和实时检疫监管,规则变动往往因突发动物疫情触发,具有突发性与不可预期性,对出口连续性的冲击更为直接。在我国出口结构中,生鲜冷冻品占比持续提升,使得动物卫生和检验检疫要求对出口稳定性的影响更加突出。与此同时,日本、欧盟、英国等高标准市场对兽药残留限量、微生物控制、加工卫生规范、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第三方认证等要求日趋严格,对出口企业的全过程质量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合规成本持续攀升。


国际贸易规则向多领域延伸,绿色低碳等新兴壁垒正在形成。当前碳足迹核算、资源利用效率、可持续饲料来源、抗菌药减量使用及动物福利等要求,正在成为部分高标准市场采购、认证和未来准入规则的重要考量。肉鸡生产虽具有饲料转化效率较高、碳排放强度较低等比较优势,但我国肉鸡产业在绿色认证、碳排放核算、全链条追溯及国际规则对接等方面基础仍较为薄弱。

(三)动物疫病和生物安全风险长期存在,贸易稳定运行存在潜在隐患

重大动物疫病始终是影响肉鸡产业稳定运行和国际贸易格局的关键变量。疫病防控能力直接关系到出口准入、贸易连续性和国际信誉,是贸易稳定发展的基础性保障。


国际层面,高致病性禽流感仍是全球鸡肉产品贸易重要不确定因素之一。一方面,主要出口国暴发疫情影响全球鸡肉供应链运行,为我国产品进入部分市场创造替代空间,但这种机会具有阶段性和偶发性;另一方面,国际禽流感持续蔓延,全球种源和鸡肉供给的不确定性长期存在,我国进出口两端均面临外部疫情冲击的传导风险,尤其在祖代种鸡引种环节,一旦主要供种国暴发疫情,将直接制约国内产能稳定。


国内层面,随着产业规模扩大、集聚程度提高和出口参与度上升,生物安全与疫病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当前,依托免疫接种和生物安全协同防控,国内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烈性疫病得到有效控制;但在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模式下,免疫抑制病、垂直传播性疾病和管理型疫病会通过降低生产性能、增加用药成本和影响供给稳定性,制约产业运行效率和出口履约能力。

(四)饲料资源约束与成本劣势并存,产品价格竞争力承压

饲料成本是决定肉鸡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底层约束。我国饲料原料价格相对偏高,蛋白饲料原料对外依赖度较大,二者相互叠加,构成我国鸡肉产品成本竞争力的基础性硬约束。


资源禀赋短板决定饲料成本基数偏高。巴西、美国等肉鸡养殖和出口大国,本身也是大豆、玉米主产国,在耕地资源禀赋和生产效率上具有显著优势;相比之下,我国受耕地资源限制、饲料粮供需偏紧和大豆进口依赖度较高等因素影响,饲料原料的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明显偏高。2025年我国大豆进口量达1.12亿t,创历史新高;“十四五”期间大豆对外依存度维持在85%左右,国内饲料成本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刚性突出,原料价格明显高于巴西、美国等主产国。


供应链传导机制放大外部风险冲击。我国大豆进口量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60%,国际大豆供需格局变化、主要出口国极端天气、贸易政策调整、汇率波动及海运成本变化等因素,均可通过豆粕价格向国内养殖环节传导。一旦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上涨或主要出口国供应收紧,饲料成本上升将在较短时间内传导至养殖和屠宰环节,压缩利润空间。

Part 04

对策建议

(一)健全生物安全与区域化防控体系,夯实稳定供给和出口准入基础

强化区域化管理与全链条生物安全管理,稳固生产供给、筑牢出口准入基础。加快重点产区动物疫病净化和无疫区创建工作,支持具备条件的龙头企业和出口基地创建无疫小区,健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应急隔离和分级处置机制。强化全产业链生物安全协同管理,推进疫苗研发和免疫策略优化,提升智慧监测和应急处置水平,增强重点产区稳定生产能力和出口订单持续履约水平。


深化国际规则对接,拓宽稳定的国际市场。主动对接贸易伙伴动物卫生、检验检疫、疫情通报等相关标准,提升国内无疫区、无疫小区建设成果的国际认可度。完善疫情分级响应与贸易磋商机制,结合疫情风险实施精准管控,动态研判疫情、市场准入及供应链风险,为种源调度、进出口布局提供支撑。积极参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等国际规则协调,增强动物卫生领域规则对接能力。

(二)强化种源、饲料与数智技术创新,提升产业链效率和成本竞争力

加快自主种源迭代升级,提升种源综合竞争力。着力提升白羽肉鸡自主品种的生产性能、抗病性能、稳定性和繁殖力,加强全基因组选择、精准表型测定、抗病育种和肉质风味改良等关键技术攻关。强化“种商一体化”发展机制,促进育种、扩繁、商品代生产和养殖服务深度融合,扩大自主品种产业化应用规模,推动种源优势转化为生产效率和成本优势。


提高饲料资源利用效率,增强成本控制能力。加快低蛋白日粮、精准氨基酸平衡和数字化配方等技术应用,深入实施豆粕减量替代,提高杂粕等非常规饲料资源利用水平,有序开发单细胞蛋白等多元蛋白资源,健全替代蛋白源营养价值、安全评价和质量标准体系。加强饲料原料价格、国际供需、汇率和运输成本联动监测,提高企业配方调整、原料替代和采购组织能力,减缓原料价格波动向养殖成本和出口报价传导影响。


推动数智化与标准化深度融合,提升供应链协同效率。加快环境精准调控、自动饲喂、智能巡检、生产性能监测和屠宰分割自动化等技术集成应用,提高养殖效率、加工精度和产品一致性。拓展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订单管理、生产排程、质量控制、库存管理和物流调度等环节的应用,提升生产组织效率、质量管控水平和订单响应能力。

(三)完善质量安全与出口标准适配体系,提升产品合规和稳定交付能力

统筹质量安全治理与出口标准建设,提高产品国际适配能力。严格规范兽药、饲料添加剂和抗菌药使用,强化养殖、屠宰、加工、检测全流程监管,完善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支持出口企业完善HACCP体系和第三方认证。对照海外主流采购规范,构建基础标准统一、国别规格精准适配的出口加工体系,提高产品规格一致性和生产转换效率。


完善生产标准,提升产品交付质量。分类梳理主要市场在营养信息、原产地标识、认证标志等方面的要求,形成国别化包装和标签指引,提升出口质量水平。细化预冷、速冻、仓储、装卸和跨境运输温控规范,加强全过程温度监测和品质追踪,提高冷链衔接效率,保障长距离运输中的产品品质稳定。


建立国际贸易规则常态跟踪机制,强化标准适配的前置准备。密切跟踪食品安全、兽药残留、绿色低碳、动物福利、可持续饲料和供应链透明度等规则变化,及时向企业提供技术标准、认证要求和市场准入信息。加强碳足迹核算、绿色认证和资源利用效率评价等基础能力建设,支持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和龙头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研究与规则交流,逐步夯实进入高标准市场的规则基础,增强企业持续合规经营能力。

(四)优化产品结构和进出口市场布局,提升贸易价值与市场韧性

优化进口来源配置,增强供应链稳定性。针对鸡爪、鸡翼等消费需求稳定的部位产品,拓展合格供应来源渠道。引导企业优化供应商组合,合理运用长期合同和备用运输通道,形成重点来源稳定供货、替代来源有效补充的采购体系。


促进产品升级与市场分层协同布局,提高出口价值实现水平。巩固生鲜冷冻品的标准化分割和规模化供应优势,提升精细分割和定制加工能力;发挥熟制加工品既有加工基础和渠道优势,发展调理品、熟制加工品及面向餐饮和食品加工企业的定制产品。根据不同市场消费偏好、收入水平和准入条件优化产品配置,形成产品结构与市场层级相互匹配的出口格局。


拓宽国际营销渠道,增强企业市场经营能力。巩固大宗贸易和传统经销渠道,加强与境外连锁餐饮、食品加工企业、大型采购商和零售商的直接合作。加强重点市场消费研究和客户开发,提高订单组织、渠道维护和本地化服务水平,逐步形成产品开发、客户经营和渠道建设相互支撑的出口模式。结合重点市场渠道建设培育“中国鸡肉”品牌,提升品牌认知度、客户黏性和市场影响力。

(五)完善贸易服务与风险保障体系,提升跨境经营效能

提高通关、物流和境外仓储协同效率,降低出口履约成本。加强监管部门信息衔接,优化检验检疫、出口申报和口岸作业流程,提高通关效率。围绕重点市场和主要运输通道优化国际冷链资源配置,推动出口企业与港口、航运及专业冷链物流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并根据出口规模合理布局海外冷链仓储和区域配送节点,提高仓储、分拨和配送效率。培育专业化出口经营主体,增强生产、物流与境外渠道协同能力。


健全跨境结算、贸易融资和风险保障机制,增强企业经营韧性。针对鸡肉产品全流程,完善订单融资、贸易融资和供应链金融服务,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应用。引导企业运用远期结售汇等工具管理汇率风险,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对买方信用风险和国别风险的保障作用。加强汇率波动、物流中断和地缘政治等风险动态监测,依托行业协会、专业服务机构和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市场准入、合同审核、国际认证、法律咨询和贸易争端应对等服务,增强企业市场开拓和长期经营能力。

本文拟刊于《中国畜牧杂志》2026 年第 12 期。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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